近年来，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日益加剧，可能会对国家安全和日常贸易造成长期影响。为应对这一局面，我们建议可能受影响的企业首先考虑美国的立法、司法和行政部门之间的微妙联系，因为这些部门在制定政策、法律和法规的过程中分别有着独特的作用。
美国政府不同部门作出外交决策的速度不同。行政部门最具灵活性，因为美国总统可在没有美国国会或法院监督或批准的情况下发布行政令。然而，立法部门更具确定性，且其掌握着财政命脉——这是行政部门得以采取任何有效行动的关键因素。
然而，尽管总统发布行政令、法规和政策以及宣布暂停前任政府行动都几乎没有受到干涉，但国会有权修改总统的此类决定，例如限制行政令或政策、加强有关的立法规定、要求总统对根据国会授权所采取的行动向国会报告，从而使行政部门的行动更加透明。
这些部门（以及监督委员会或审查委员会）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得监督美国政府部门决策变得更具挑战。关键决策领域包括：
其他值得关注的美国政府监管机构包括：
美国国会的权力分布于若干常务委员会和附属委员会。虽然立法部门往往行动迟缓，但其有权通过有影响力的法律和决议，从而对国际贸易产生影响。国会还通过拨款程序保留了财政权。除此之外，国会还通过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等特设机构来监管中美之间的国家安全和贸易问题。
美国军事委员会对两党而言均很重要，该委员会深度参与了《国防授权法案》的制定。此外，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和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也在发挥重要作用，这两个委员会涉及了贸易和跨国商业往来。
两院的情报委员会虽然由于数据分类而相对不透明，但仍然值得密切关注，尤其是它们有权审查敏感的行政部门情报。
除了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外，支撑美国国家安全的第三机构为司法机构，其负责解释国会通过并由行政部门实施的法律。尽管法院在历史上一直较为顺从行政机构，但近期这种局面可能会发生结构性变化。
近日，美国最高法院同意审查所谓的雪佛龙原则（Chevron Doctrine），该原则在过去四十年来要求法院遵从行政部门对含糊不清的法律规定的合理解释。如果这一原则被推翻或修改，可能会削弱行政部门的自治权，并将相关审查权重新分配给政府的其他部门。
对当前美中关系的任何研究都得益于一项理解，即中美关系已历经70多年的演变。从20世纪50年代的禁运时期，到20世纪70年代两国关系改善，再到如今美国对半导体、量子技术、生物技术等诸多领域的关注，中美之间的关系在不断变化。
更广泛地说，印太战区愈发令人担忧，美国已决定其必须争取荷兰、澳大利亚、日本（或许还有印度）的合作，才能实施任何新的制裁或其他政策转变。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台湾问题带来了复杂的挑战。美中之间紧张局势的加剧，以及这种紧张局势对中美交往（以及中国和美国伙伴、美国盟国、相关政党之间的交往）的溢出效应，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连锁反应。
台湾问题仍然是一个热点问题，因为台湾拥有世界上关键的先进半导体制造能力，且台湾也是东亚的一个关键战略位置。日前，美国总统及其内阁部长就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声明前后矛盾，进一步使台湾问题受到热议。
正如美国情报界和美国国会议员所提到的，如果这种局面持续，中国可能会采取相应措施（包括对台湾采取行动）。至少，中国可能会采取应对措施或者反制裁措施，以回应美国或盟国/伙伴国对台湾采取的任何行动。
与此同时，美国国内正在出现其他值得关注的情况。CFIUS和《芯片法案》的相互作用似乎意味着美国的产业政策正在复兴。两党之间出现了极为罕见的合作表现，也可能会促进美国产业政策复兴。
2023年初国会新一届会议开始时，美国众议院成立了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特设委员会），这可能会是一支强大的力量。
两党中的多数成员均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因此，美国两党成员均表示国会可能会越来越多地参与中美关系有关的事务，特别是在监督商业竞争或限制中国获得关键技术的问题上。
总而言之，中美关系正面临诸多拐点。国际技术贸易监管、国家安全以及地缘政治、军事问题均为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此外，对人权问题的担忧也是中美之间不断产生摩擦的原因之一。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我们2023年系列报道《中美关系的持续演变：2023年及未来》中的《第118届美国国会及其特别委员会》一文，该文介绍了第118届美国国会、其领导层、对华政策的关键人物、特设委员会，以及最有可能被列入特设委员会优先事项清单的领域。